国际海运律师网张严锋律师关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在货至目的港无人提货的情形下,如何确定原告的海运费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1.25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在货至目的港无人提货的情形下,关于原告的海运费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认为,根据《海商法》的规定,诉讼时效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货物分别于2014年2月2日和2月13日抵达目的港,该时间点应为货物交付时间,因此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海运费诉讼时效起算应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虽涉案货物于2014年2月2日和2月13日抵达目的港,但原告在此时间点并不知收货人会弃货,涉案海运费无法向收货人收取,原告直到同年5月8日才收到收货人明确的弃货声明,在收货人弃货的情况下,原告应听从托运人被告的指示进行货物处理,但原告通过代理上海台骅于5月15日通知被告并询问货物处理方式,在给被告合理答复期间后若被告一直未予明确答复,才可确定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因此本院认为从5月15日后的合理期间开始计算较为合理,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901号)

本院查明:

2014年1月,由上海台骅作为原告的签单代理人代表原告向被告签发编号为SHAXXXXXXXX、SHAXXXXXXXX的涉案提单并将提单交付给被告。该两份提单均载明,承运人为原告,托运人为被告,收货人为“ZIRCON(USA)LOGISTICS”,起运港为中国上海,卸货港为美国诺福克(NORFOLK)。编号为SHAXXXXXXXX提单显示船名航次为UASCJEDDAHV.1352E,该提单项下的家用家具装载于编号为UACUXXXXXXX和UACUXXXXXXX的两个40英尺高箱内,货物交接方式为CY-CY,装船日期与签发日期均为2014年1月2日。编号为SHAXXXXXXXX提单显示船名航次为XINYANGZHOUV.0700E,该提单项下的家用家具装载于编号为UACUXXXXXXX的40英尺高箱内,货物交接方式为CY-CY,装船日期与签发日期均为2014年1月15日。后原告为安排涉案货物的实际出运转委托浦东幸运,浦东幸运向原告分别签发了编号为PPILSUAS0007、PPILSUAS0013以上海台骅为托运人,原告为收货人的提单,提单记载的各项信息与原告签发提单记载信息相一致。货物分别于2014年2月2日和2月13日抵达目的港。

2014年5月8日,提单收货人ZIRCON(USA)LOGISTICS就涉案货物向原告声明弃货,放弃涉案货物所有权及相关权利,并同意承运人可以以任何方式处理货物;放弃与涉案货物或运输合同所享有的针对承运人的任何诉求,并保证承运人不会因第三方对该货物享有的所有权而遭受不利益。同年5月15日上海台骅通过电邮向被告告知收货人弃货事宜,询问被告“是要退运”或者“同意弃货”,若弃货要求被告提供弃货保函。对此被告未予回复。

2014年9月11日,上海台骅向被告致函声称因被告指示不得无单放货,提单记载的收货人ZIRCON(USA)LOGISTICS也未予提货,目的港产生相应费用(但该函费用非涉案诉请费用内容),要求被告予以支付;上海台骅于同年9月25日致函被告要求被告于26日前提货、支付目的港费用并退回正本提单,否则视为被告弃货;9月26日再次催促并将期限延长至27日;10月14日将提货和费用支付日期延至10月17日;10月22日的函件最终将涉案两份提单的各项费用予以列明(涉案诉请费用在该函中予以明确),其涉案海运费显示为3015.75美元和5896.50美元。

浦东幸运分别于2014年1月22日、2月7日向原告发送到货通知及运费清单,告知原告涉案货物抵港时间并告知海运费分别为5806.50美元和2950.75美元。原告于同年2月19日向浦东幸运支付上述海运费共计8757.25美元。2014年10月8日船公司UASC就涉案货物港口仓储费向原告出具30000美元的费用发票,原告于同日向船公司进行支付。2014年10月16日BAYDISPOSALRESYCLING就涉案货物处理费用7500美元向原告开具发票,原告于2014年12月24日向该公司予以支付。

另查明,原告及浦东幸运均系我国交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无船承运人。

本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原告系美利坚合众国注册的企业法人,涉案货物目的港为美国诺福克港,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选择解决涉外合同纠纷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庭审中均认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院确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

原、被告间因涉案提单而建立了有效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承运人,被告为托运人,根据合同被告作为托运人有支付运输过程中产生费用的义务。原告可以涉案运输合同向被告主张费用,而被告对目的港产生的费用负有支付义务。

关于原告主张仓储费的相关问题:

1、关于仓储费所依据证据的证据效力的问题。首先,原告对主张的仓储费所依据的相应证据予以了公证认证,原告工作人员面对美国公证人员进行法律宣誓,证明其提供证据的有效性。其次,该证据显示的各项信息与涉案提单记载信息相一致。再次,按一般航运惯例货物长期滞留港口确有仓储费的发生,且被告庭审仅对该费用金额的合理性提出异议但确认仓储费确有发生。综上,在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并对涉案货物因堆存目的港较长时间产生仓储费每40英尺高箱10000美元,共计30000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2、关于仓储费金额合理性的问题。被告虽确认目的港仓储费的发生,但认为原告应对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代理上海台骅于收货人5月8日向原告发出弃货声明后5月15日即通知被告相应情况并要求被告明确货物处理方式,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货物处理予以答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采取妥当合理措施进行货物处理以防止仓储费损失地进一步扩大,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涉案货物未及时处理产生的仓储费承担责任。

综上,在原告对目的港仓储费发生及付款完成初步举证,被告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目的港仓储费损失30000美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涉案海运费的相关问题:

1、关于海运费所依据证据的证据效力及金额合理性的问题。首先,原告对主张的海运费所依据的相应证据予以了公证认证,原告工作人员面对美国公证人员进行法律宣誓,证明其提供证据的有效性。其次,该证据与在案有效证据所显示的原告转委托浦东幸运出运涉案货物的事实、海运费到付的情况相印证。再次,结合航运惯例海运费为海上运输中必定会发生的费用。综上,在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并对原告已就涉案海运费分别向浦东幸运支付2950.75美元和5806.50美元,共计8757.25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因原告仅向被告主张其向浦东幸运支付金额,即其仅主张了海运费的实际支出成本,其主张并无不当,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海运费8757.25美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2、关于原告的海运费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认为,根据《海商法》的规定,诉讼时效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货物分别于2014年2月2日和2月13日抵达目的港,该时间点应为货物交付时间,因此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海运费诉讼时效起算应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虽涉案货物于2014年2月2日和2月13日抵达目的港,但原告在此时间点并不知收货人会弃货,涉案海运费无法向收货人收取,原告直到同年5月8日才收到收货人明确的弃货声明,在收货人弃货的情况下,原告应听从托运人被告的指示进行货物处理,但原告通过代理上海台骅于5月15日通知被告并询问货物处理方式,在给被告合理答复期间后若被告一直未予明确答复,才可确定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因此本院认为从5月15日后的合理期间开始计算较为合理,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货物处理费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货物处理费所依据证据的证据效力的问题。首先,原告对主张的货物处理费所依据的相应证据予以了公证认证,原告工作人员面对美国公证人员进行法律宣誓,证明其提供证据的有效性。其次,在被告未要求原告退运的情况下,原告为防止目的港各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将货物予以当地处理,因此该费用是必然会发生的费用。综上,在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并对涉案每40英尺高箱的家具货物处理费用2500美元,共计7500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2、关于货物处理费金额合理性的问题。关于货物处理应为被告应尽义务,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积极派人前往目的港进行货物相应处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目的港货物处理费用明显畸高,同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及处理后可能存在的残值,因此在原告已提交有效证据而被告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被告抗辩原告货物处理费用不合理和货物应有残值的理由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为被告货物处理垫付费用7500美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另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系被告违约造成原告费用损失而产生的孳息,可予支持,但原告计息起算时间为首次催款的次日2014年9月11日,在案证据显示该日催函所催款项非原告诉请金额的内容,直至2014年10月22日的催函才将原告诉请金额予以固定,因此应在该时间的基础上给被告合理的支付期间,即以2014年11月5日为利息起算日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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